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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最高兴的事感受他始终不变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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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么一段话,那是在1958年2月28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说的。他说:“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这一个强烈的情感表述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作为一个开国领袖,从星星之火开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这样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胜利,却没有让毛泽东怎么高兴,真正让他快乐起来的,是“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还有“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是随便说说的吗?不是,他以前就说过,可见不止一次。据《毛泽东传》的记载,毛泽东对他的秘书田家英也说过,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次改朝换代,哪一个起事的头头不是把争天下,夺政权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个风云人物不是把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和最高的荣耀?可毛泽东不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比什么都更值得为之奋斗;夺取政权只是手段,取得政权为改造社会开辟道路,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才是他奋斗的目标。毛泽东为改造中国社会奋斗终生,直到晚年,他仍在为中国进步得太慢、很多地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自己余生不多无力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遗憾。正是这种超脱个人利益而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境界使毛泽东不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这种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永远闪耀着激励人心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会随着他的过世而消失,相反,在社会演变事实的不断映衬下,它越来越成为一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bet365-体育投注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是不是值得这么高兴呢?看一下中国历史,这个胜利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再放眼世界,除了苏联,又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而苏联斯大林所搞的农业合作化则是一大败笔,粮食大幅减产,牲畜大批被杀,农民怨声载道,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从建立新中国算起也只有几年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苏联曾经发生过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欢欣鼓舞。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其中,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这些辉煌的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这个变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是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不仅如此,由于有了集体经济,许多单家独户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就能办起来,随后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抗御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集体经济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基础,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超过中国多少倍。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最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以英国为例,这个进程,以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为特征经历了约400年,才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变为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掠夺、暴力和杀戮的血腥味,整个圈地运动,伴随着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造成许多人的背井离乡和穷困潦倒。这些历史事实在马克思的着作里有深刻描述,在许多严肃的西方学者的论着中也都有反映。所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这一名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他很清楚,不改造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小农个体经济,使之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大农业,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可是他不愿意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让广大农民受苦的道路。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他要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既要能够尽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条从未有前人走过的路,而毛泽东成功了。如果说,政权的更迭在历史上不算什么稀奇事,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改造小农经济并取得成功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毛泽东是有理由大大地高兴的,而这种高兴又深刻地反映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社会的公平正义占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地位。

  毛泽东选择这条道路,有一个基本依据,就是一切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着想,并且一切依靠广大人民。他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中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经营方法落后且时有灾荒,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所以,一贯以“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行动准则的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十分注意不要伤害其他阶层农民的利益,尽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这在政策上就是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他还强调对暂时不想入社的农民不要歧视,“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而要通过合作社增产的实际效果来吸引他们。毛泽东这种尊重群众,爱护群众的态度与斯大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粗暴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毛泽东高于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两者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的这股高兴劲特别表现在他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的热情和投入(毛泽东曾想把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本书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形势下作为经验总结来写的。毛泽东不仅下大力气亲自编辑,从精心选材到一字一句修改文字,直到用心拟出生动鲜明的标题,而且还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算得上一篇“大文章”(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自己一直很喜欢并多次提及)。这些按语,字里行间倾注了毛泽东对广大农民的一片深情,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动。例如有一篇按语写道:“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广大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创造出美好明天的热切希望和坚定信念。他坚信,这就是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旧中国广大农民的艰难困苦感同身受。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进而实现广大农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毛泽东认定,中国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他说:“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毛泽东认定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动摇过,并为之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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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尧辰乡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么一段话,那是在1958年2月28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说的。他说:“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这一个强烈的情感表述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作为一个开国领袖,从星星之火开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这样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胜利,却没有让毛泽东怎么高兴,真正让他快乐起来的,是“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还有“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是随便说说的吗?不是,他以前就说过,可见不止一次。据《毛泽东传》的记载,毛泽东对他的秘书田家英也说过,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次改朝换代,哪一个起事的头头不是把争天下,夺政权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个风云人物不是把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和最高的荣耀?可毛泽东不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比什么都更值得为之奋斗;夺取政权只是手段,取得政权为改造社会开辟道路,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才是他奋斗的目标。毛泽东为改造中国社会奋斗终生,直到晚年,他仍在为中国进步得太慢、很多地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自己余生不多无力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遗憾。正是这种超脱个人利益而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境界使毛泽东不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这种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永远闪耀着激励人心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会随着他的过世而消失,相反,在社会演变事实的不断映衬下,它越来越成为一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是不是值得这么高兴呢?看一下中国历史,这个胜利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再放眼世界,除了苏联,又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而苏联斯大林所搞的农业合作化则是一大败笔,粮食大幅减产,牲畜大批被杀,农民怨声载道,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从建立新中国算起也只有几年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苏联曾经发生过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欢欣鼓舞。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其中,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这些辉煌的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这个变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是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不仅如此,由于有了集体经济,许多单家独户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就能办起来,随后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抗御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集体经济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基础,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超过中国多少倍。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最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以英国为例,这个进程,以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为特征经历了约400年,才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变为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掠夺、暴力和杀戮的血腥味,整个圈地运动,伴随着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造成许多人的背井离乡和穷困潦倒。这些历史事实在马克思的着作里有深刻描述,在许多严肃的西方学者的论着中也都有反映。所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这一名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他很清楚,不改造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小农个体经济,使之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大农业,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可是他不愿意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让广大农民受苦的道路。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他要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既要能够尽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条从未有前人走过的路,而毛泽东成功了。如果说,政权的更迭在历史上不算什么稀奇事,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改造小农经济并取得成功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毛泽东是有理由大大地高兴的,而这种高兴又深刻地反映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社会的公平正义占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地位。

  毛泽东选择这条道路,有一个基本依据,就是一切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着想,并且一切依靠广大人民。他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中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经营方法落后且时有灾荒,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所以,一贯以“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行动准则的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十分注意不要伤害其他阶层农民的利益,尽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这在政策上就是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他还强调对暂时不想入社的农民不要歧视,“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而要通过合作社增产的实际效果来吸引他们。毛泽东这种尊重群众,爱护群众的态度与斯大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粗暴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毛泽东高于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两者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的这股高兴劲特别表现在他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的热情和投入(毛泽东曾想把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本书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形势下作为经验总结来写的。毛泽东不仅下大力气亲自编辑,从精心选材到一字一句修改文字,直到用心拟出生动鲜明的标题,而且还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算得上一篇“大文章”(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自己一直很喜欢并多次提及)。这些按语,字里行间倾注了毛泽东对广大农民的一片深情,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动。例如有一篇按语写道:“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广大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创造出美好明天的热切希望和坚定信念。他坚信,这就是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旧中国广大农民的艰难困苦感同身受。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进而实现广大农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毛泽东认定,中国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他说:“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毛泽东认定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动摇过,并为之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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